“经过了一些事，我更坚定自己的一贯主张，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思考，要坚持实事求是。”2018年8月，自述撰写的个人传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，胡福明在封面上留下了这句话，和他的照片放到一起，更显醒目。

2023年1月2日，胡福明走了。45年前，由他所起草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发表，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关于“真理标准”问题的大讨论。《我的学术小传》一书介绍了这篇文章诞生的前因后果，并且回顾了他在创作时的心路历程。其中，他提到一处细节：文章发表后，有人问他：“你怎么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的？”

胡福明答复道：“我只能用我的生平来回答。”

引述内容节选自《我的学术小传》

“我是共产党培养的，是人民养育、人民教育的。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开始，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研究班，我就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，立志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。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斗争的勇气，也给了我武器——马克思主义，还给了我必胜的信心。”

去北大的大巴车,通过天安门前

胡福明的记忆中，童年是贫穷而快乐的。他是江苏省无锡县人，家住长安乡胡巷村，世代务农。农村孩子的第一课不是读书，是劳动，他四五岁起就开始拾麦穗、稻穗，割羊草、猪草，随后下地劳动。1941年正月，胡福明到胡巷小学读书。在小学读书时，有两件事一直牢记着。

“第一件事，194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我在校内听说日本鬼子来抢粮了，把我家囤在屋里的稻谷抢了。我急得跑回家去，只见几个鬼子端着枪站在场头，一个翻译指挥几个村民刨我家的稻谷。”

“第二件事，我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，交不出学费不能上五年级。只能失学在家，帮父亲种田。空闲时，我抱着弟弟跑到学校墙外，听老师讲课和同学读书。有一次父亲在学校旁边找到我，十分生气，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没哭，父亲却流泪了。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，也是最后一次打我。”

相比劳动，胡福明更想读书，更爱读书，但是初中毕业后，家里根本没钱供他读高中。这种“尴尬”的处境直到1952年才稍有转变。他考入了苏南无锡师范春季班，不要学费、书费、住宿费，还不要伙食费，一切由国家负担。

“1955年夏初,国务院发出通知,号召党、政、群机关的年轻知识分子报考大学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。我突然做起了大学梦，同志们也热情鼓励我报考大学。我鼓起勇气写了报考大学的申请报告。校长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。于是，我开始复习功课。师范生数理化较弱,我决定报考文科。”

他记得自己填报了三个志愿，分别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、历史系和哲学系，“我的态度是，考取了就上大学，考不上继续工作，非北大不去。”

那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传达室老王喊他：“小胡，你的信。”他跑过去一看：“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。”一切如愿！他考入了北大中文系。

从无锡动身去北京前，学校的两位校长叮嘱了他两件事，一是认真学习，报效祖国；另一件事是给了他20元，嘱咐他到北京后一定要做件棉大衣。他们说：“北京冬天寒冷，你是江南人，没经历过。”

1955年9月1日，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。北大的老同学前来接送，送他和其他同学上校车。胡福明忘不了那一幕——“当大巴车通过天安门前,我仰望着天安门城楼、凝视着毛主席像，心潮澎湃，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能读北京大学，是全村一百多户第一个。”

入校后，他选了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，被分在一班，被指定为班长，随后获评人民助学金。四年大学，只1957年暑假回家，其他寒暑假都留校读书。

胡福明总结自己的整个学业生涯：“于1941年2月上小学，1962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，前后共21年半，其间失学三次，累计延误两年，读书近20年。我能读完初中，读完师范，特别是能在北京大学读到本科毕业，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三年哲学研究班，其中有我的努力，但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培养。”

抱着“文责自负”的念头，手写出8000字稿子

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新华社当天转发全文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也于次日全文转载。胡福明是文章的主要作者。

“我在寻找的阻挠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、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，批判、否定‘两个凡是’，恢复实践第一、一切从实际出发、实事求是的观点，就是总开关。想清这一点，我很兴奋。”

事实上，决定撰写这篇文章时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——

“我决心批判‘两个凡是’。但是，为了防止遭受打击，我决定单独撰写批判‘两个凡是’的文章，不跟同志们商量，免得遭受批斗时株连同志们。俗话说：‘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传统上也有‘文责自负’的规矩。人生难得几回搏！要进地狱，我一个人去。”

1977年7月，胡福明刚把文章的主题、结构确定下来，妻子却因病住院。陪护时，他把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和《毛泽东选集》陆续拿到医院，在走廊灯光下翻阅，寻找有关实践标准的论述。累了，就用几张凳子并起来，睡一会儿。随后，又伏在凳子上草拟详细提纲。七八千字，前后修改了三次，写成后改，改了又抄。没有电脑，也没有打字机，全靠手写，一遍遍修改，再一遍遍手抄，白天黑夜地写。

胡福明在书中介绍道：“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这篇文章内，我用了不少语录……我有心打一场语录战。”

“批判‘两个凡是’的态度就更坚定了，而且认为要快，冤假错案必须尽早平反，拨乱反正必须尽快推进，再拖下去，人民受不了啦，国家受不了啦。”

9月初，胡福明将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8000字左右的文章，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。

文章寄出去后，好久没有来信。1978年1月下旬，《光明日报》终于回信，寄来了文章的大样两份，大样注明“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”。

“记者王强华附信说：最近出去了，不在北京，回来后看到我的稿子，要说什么，我们知道，要用，请你作些修改。”

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，没有传真机。文章大样就这样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。

1978年4月下旬,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国第一次哲学研讨会，给南大政治系发了通知。李华钰、马淑鸾和胡福明三个人去参加会议。那段时间，胡福明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，白天开研讨会，晚上修改文章，第二天一早，《光明日报》的驾驶员就会把他修改的大样取走，傍晚再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他。哲学讨论会结束后，胡福明搬到《光明日报》招待所，继续修改文章。

“这期间，杨西光（原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）同志几次来看我，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，也跟我聊天，了解我的经历。‘怎么改变面貌？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。’他指着桌上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大样说。”

后来，其他一些同志参与研究修改这篇文章，数易其稿，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最终以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为题，正式对外发表。

时代是思想之母,实践是理论之源

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以后，胡福明应邀到省内外多个单位做了介绍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报告。主要是声明这篇文章写作过程、内容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它的意义。

在讲解完以后，经常有同志提出问题：“你是怎么能写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文章的？你是怎么知道要批判‘两个凡是’的？是谁给你的指示？能不能给我一点内部消息，透露一点秘密？”

“可我确实没有内部消息，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提示，我告诉他们真的没有。我是贫苦农民出身，那时家里最大的官是我二哥，当了副乡长。我认识的最大的官是匡亚明校长，他当时还没有‘解放’，关在‘牛棚’里面。我的文章并没有幕后指挥，使他们很失望。”

1978年，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。这届学生是胡福明和潘洁、倪君岵共同去录取的，共七十二名新生,后来被人戏称为“七十二贤人”。

录取中，他们坚持：第一，成绩优秀，第二，个人表现好，不问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。

“记得有位考生，成绩好，个人表现好，只是家庭出身不好。录取她，还是不录取她？我们三人反复研究，下决心录取她。一个人的家庭成分，不由自己选择，他走的道路是由他自己选择的。”

全系老师职工都很喜爱这届学生，十分重视对这届学生的培养教育。胡福明的办法是：“多去学生宿舍，听取对教学的意见，讲课尽可能联系实际，提出问题，推动学生独立思考，解放思想，研究问题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。”胡福明说，他希望学生都成栋梁之材。

晚年的胡福明在《我的学术小传》里回想那篇被别人称作“改变中国历史”的文章，写了一段话：“时代是思想之母，实践是理论之源。”

“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担当，要有责任感、使命感。我当年写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是为了宣传实事求是的观点，是反对‘天才论’，宣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。”